江北揚州印刷的糧票、鹽票，跟李慢侯的東藩有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不是什么秘密。

    作為善于用錢引斂財?shù)乃纬賳T，他們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這種票據(jù)在斂財，可當初這些票據(jù)在江北的藩鎮(zhèn)勢力里流傳，他們根本限制不了。當趙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，在這些地方打擊這種糧票和鹽票，就成為朝廷的一種政策。

    鹽票、糧票也被稱作藩票，藩引。暢行江北，已經(jīng)有五個年頭，老百姓早就接受了這種比錢引靠譜的多的貨幣。雖說這些藩引會隨著糧食和食鹽上下波動，可錢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，只跌不漲，相比而言，藩票可靠多了。

    因此趙鼎在揚州、真州直到開封府，推行的錢引制度，其實對抗的并不是東藩勢力，更多的是跟民間經(jīng)濟力量對抗。這種對抗，如果沒有政權(quán)強制介入的話，肯定是會失敗的。呂頤浩在徐州、泗州遭到的遏糴，其實就是一種無聲的反擊。

    這次朝堂上的爭斗，呂頤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，任用晏湲，為他引入了一個強援，戶部尚書晏孝廣自然是支持他的。

    晏孝廣跟一群言官開始激辯，雙方其實都不著四六的亂彈琴，精確的金融邏輯他們都不太懂，所有的辯論都處在思辨階段，無法用數(shù)字范式拉回到科學領(lǐng)域，時代局限，否則金融學和社會學可能就誕生了。

    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國與民了。趙鼎系的言官認為推行錢引，于國有利。呂頤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廣則高舉老百姓的大義，認為江北的淮引已經(jīng)流行數(shù)年，老百姓皆喜歡淮引，用淮引便民。

    利國還是利民，這種沖突，從王安石和司馬光時代就開始了。最終靖康年間自愿殉難的太子傅孫博總結(jié)說“祖宗法惠民，熙、豐法惠國，崇、觀法惠奸”，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，王安石變法至少是利國的（財政大大擴充），蔡京時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。這個說法，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可。

    現(xiàn)在朝堂上演變成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斗爭，結(jié)果也就沒有結(jié)果了，因為司馬光的信徒更多。自王安石變法以來，似乎所有的名臣，都是反對者。司馬光那些人，如果只是教條的認為他們是出于私利，代表地主階級在打擊變法，那就真的太小看他們了。他們跟王安石一樣，都是出于內(nèi)心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戰(zhàn)斗。如果僅僅是為了私利，那其實太容易對付了，收買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恰恰是這種，不計私利，只為理念而斗的行為，是很難辦的。王安石身后有宋神宗，卻一直孤身戰(zhàn)斗，宋神宗同樣也在孤身戰(zhàn)斗，因為宋神宗的母親、皇后都是反對他變法的。兩個孤獨的人，試圖進行一場宏達的改革，注定不會有什么好結(jié)果。

    王安石之后，蔡卞繼續(xù)推行變法。但已經(jīng)大勢已去，宋神宗一死，司馬光、蘇轍廢了所有新法，只保留了極小一部分，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軍。直到蔡京當權(quán)后，才開始大肆打擊司馬光派系，將司馬光當時的大批名臣列為奸佞，刻元祐黨人碑，列在黨人碑上的官員，重者關(guān)押，輕者貶放遠地，非經(jīng)特許，不得內(nèi)徒。黨人碑就立在皇宮前，上朝的蔡京黨羽，都要向碑上吐口水。

    圍繞這塊石碑，發(fā)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，有說因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。后來這塊碑在夜里被人砸毀，外界傳聞說是星辰墜地砸毀的。

    在刻元祐黨人碑的同時，蔡京還將當年被司馬光打擊的王安石一派官員列入圣賢行列，王安石配享孔廟，封王。

    由于蔡京的關(guān)系，王安石的名氣進一步敗壞。活著的時候就是一個跟天下人斗爭的孤臣，死后還要被蔡京這樣的人利用。

    蔡京肯定不是一個為理念而戰(zhàn)斗的人，他可能有理念，也是變法派，但他并不會為了這種理念而戰(zhàn)斗，他是為了自己的權(quán)勢而戰(zhàn)斗的人。王安石倒臺后，他非但沒有受到牽連，反而贏得了司馬光的肯定。因為他開始按照司馬光的方式當官，而且當?shù)暮芎谩Ｗ屗抉R光評價說，如果人人都像蔡京，何愁天下有困境。